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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思想史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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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思想史概要
第一章 先秦教育思想
一、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研究孔子的主要材料是《论语》,其次是散见于《左传》、《礼记》、《孟子》、《荀子》等书中的言行记载。
孔子的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蛮夷,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力。这就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格局,使教育普及于平民。
孔子极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孔子重视教育对个人的培养作用,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因而主张早期教育,“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大戴礼记•保傅》)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的君子。这种人德才兼备,既“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又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
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两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行、忠、信皆属德育,文即文化典籍,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后世称之为经典的著作。
孔子重视道德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其道德教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加强道德认识。孔子强调要知德、知礼、知仁,并通过人物评品等方式来确立学生的道德信念。
其次要培育道德情感。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还将诗、礼、乐等作为培养情操的材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最后是落实道德行为。他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述而》) 要求士子视听言动都应合于道德规范,“造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孔子的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主要有四点:
一是立志守恒。教导弟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把自己锻炼得坚贞不屈,“磨而不磷”,“涅而不淄”(《阳货》)。
二是克己内省。主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三是改过迁善。教导弟子“过则勿惮改”(《学而》)。
四是身体力行。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甚至“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因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孔子在教学论上亦有贡献。他的教学过程可归纳为学、思、习、行四步骤。其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温故知新、循序渐进等。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爱护学生,无私无隐;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正因如此,后人才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二、墨子教育思想
墨子名翟,战国初人。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自立为一个学派。墨家学派纪律严明,是一种宗教团体式的特殊私学。
墨子认为人性如素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因而很重视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他的社会教育主张是“上说王公大人,次说匹夫徒步之士”(《鲁问》)。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兼士”,并力图把缺乏兼爱精神的“别士”改造成兼士。
墨子的教育内容也与儒家有别。他讲诗书而非礼乐,善守御而重科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
墨子也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修身》)并总结出一套德育原则和方法:
一是义利结合。“万事莫贵于义”(《贵义》),而利民、利天下就是最大的义。
二是言行一致。“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
三是强力而行。他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修身》)。
四是合其志功而观。主张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考察。

三、孟子教育思想
孟子(前327—前289)名轲,战国时鲁国邹邑人。他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晚年与其弟子编成《孟子》一书。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从而认为教育的内向作用在于将心性中固有之善端存而养之,扩而充之,以成为贤人、圣人。其外向作用在于“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得民心,斯得民矣”,“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圣贤或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孟子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兴办庠、序、学、校等教育机构,“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的教育内容以伦理道德为主体。其德育原则与方法:
一是养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
二是反求诸己。“亲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离娄上》)
三是尚志养气。尚志是要“居仁由义”,能如此则理直气壮,否则理屈气馁。养气是“养吾浩然之气”,其气至大至刚,凛然豪迈。其气由正义行为积累而生,一旦“行有不慊于心”(《公孙丑上》),就“馁矣”而不复存。
四是磨炼意志。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孟子教学思想:教书要虚心。“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尽心下》)“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告子上》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尽心上》)
深造自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下》)
由博返约。“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
读书要存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
专心有恒。 “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告子上》)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离娄上》)“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上》)
盈科而后进。“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尽心上》)
  
四、荀子教育思想
荀子(前313?—前283)名况,战国末年赵人,著有《荀子》32篇。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 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儒效》)。
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
荀子德育原则与孔孟不同处有二:
一是注重公德。主张“以公义胜私欲”,并把等级观念强化到职业道德、家庭道德诸方面,要求士大夫“敬节死志”,百官“畏法循绳”,农夫“朴力而寡能”(《王霸》)。子对父“敬爱而文”,弟对兄“敬屈而不苟”,妻对夫“柔从听侍”。
二是注重德操。“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劝学》)
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
荀子的师道观亦有特色。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大略》)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同等重要的地位:“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论》)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途)不与言。”(《大略》)
   
五、道家教育思想
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与庄子。他们主张去掉一切人为的知识,认为取消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教育的作用就是“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人人无知无欲,才能复归于朴。
道家提倡“不言之教”,反对一切道德文化,主张绝仁去义、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也反对法治,认为“法物滋彰,盗贼多有”。(《老子》)
在教育目标问题上,老子主张培养具有无为品质而能明哲保身的“隐君子”。庄子主张培养能混同万物,齐一是非,从而达到无知无识境界的至人、真人。
他们还提出了一套达此目标的教育方法:
一是闭目塞听。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主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 (《老子》)
二是涤除玄监。即把内心清除得一无所有,象明镜一样一尘不染。庄子把它发展成心斋坐忘法,以“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人间世》)。
三是顺乎自然。庄子认为才智是先天生成的,非后天人力所能增损。
四是缘督为经。“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虚)以为经(法则),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总之,道家具有一种反传统的教育思想,其中除了消极颓废的东西外,也有尚自然、不盲从,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面可资借鉴。

六、法家教育思想
商鞅(前390一前338)是先秦法家思想的奠基人。韩非(前281—前233)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研究他们教育思想的材料主要是《商君书》24篇和《韩非子》55篇。
商鞅认为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韩非子依据荀子的性恶论,提出人性自私说。从而认为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就在于用严刑惩罚使人改恶从善;教育对国家的作用就在于统一意识形态,使天下长治久安。
法家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耕战之民和智术能法之士。前者是改造“五蠹”之后造就的顺民,后者是他们理想中的能“循令而从事”、“察法而治官”的统治人才。
法家的教育内容很单一。从商鞅起就主张“燔诗书”而“以法为教”,即以政府颁布的政令、刑律为唯一教育内容。法家主张“以吏为师”,即实行官师合一,取消专职教师,走“学在官府”的老路。
法家的教育方法主要有二:
一是严格要求,严刑惩罚。“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蠢》)
二是注重宣传,信赏必罚。商鞅主张解释法令的内容,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韩非则主张“赏莫如厚而信,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便民畏之”。(《五蠢》)
法家的教育主张是片面的、偏激的,它摧残了传统文化,取消了学校教育,一味强调惩罚,而贬低了开启民智和道德感化的正面作用。

第二章 汉唐教育思想
如果说先秦教育思想的特色是儒墨道法诸家并驾齐驱、深刻多样的话,那么汉唐教育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色就明显简单得多了。这一时期实际上只有正统派经学教育思想家和非正统的异端教育思想家这两大流派。前者如西汉时的董仲舒、南北朝时的颜之推、隋唐时的韩愈等,后者如东汉时的王充、魏晋时的嵇康等。

一、董仲舒教育思想
董仲舒(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其著述有《春秋繁露》等。
董仲舒最重要的教育思想是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他在《举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中向汉武帝提出了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这三大文教建议。
董仲舒认为养士重于求贤,因为“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彩也。”养士又非太学不可,“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而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使“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举贤良对策》)
这些主张为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这不仅对汉代,而且对以后各朝的文教政策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董仲舒所独尊的“儒术”已不再是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而是神学化了的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的新儒学了。
董仲舒明确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上品。“斗筲之性”则是生来就恶的下品。只有“中民之性”方可名“性”,他们“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教育可培养 “中民之性”的人:“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举贤良对策》)
在道德教育方面,董仲舒强调的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强化了君主专制、封建家长制和夫权思想。他还提出“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道德教条(《汉书•董仲舒传》)。
在德育原则方法上,他主要提出这样几条:
一是“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
二是“强勉行道”。 “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举贤良对策》)
三是“必仁且智”。认为德育与智育密不可分,“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君子不学,不成其德。”(《举贤良对策》)

二、王充教育思想
王充(公元27一100),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是东汉时期著名学者和教育思想家。
王充对当时神学化了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王充还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他指责当时的儒生虽“能说一经”而“不好广观”、“守隅不览”,“不闻古今、不见事例、不然然否”(《别通》)。
王充的培养目标是多层次的。“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超奇》)主张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通人、文人)和创造性人才(鸿儒)。
王充承袭了荀子重视知识的思想,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效力》)“天地之性人为贵”,因为是“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辨祟》)。他主张学而知之:“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实知》)
王充认为教学过程有“见闻为”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理性认识两阶段。“见闻为”指 “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不目见口问,则“不能尽知也。”(《实知》)。“开心意”是说不能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还须“诠订于内”、“以心意议”,以“知一通二,达左见右”(《实知》)。只有理性认识才能“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对作》)。
王充这些主张,特别是反对盲从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见解,值得后人借鉴.

三、嵇康教育思想
嵇康(公元223一262)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嵇康集》。
嵇康主张自然人性论。认为人求生和追求享受的欲望是“性命之自然”(《释难宅无凶吉摄生论》)。他向往“洪荒之世”,就是因为那时“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难自然好学论》)而礼乐名教则是破坏自然人性,造成社会罪恶的根源。“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骜而不觉。”(同上)
从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因为“六经以抑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范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同上)甚至“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
嵇康还主张养生教育论。他声称老子庄周是吾师,反对礼法名教对人身心的束缚,追求个体自我存在的价值。他教人去智巧之心,循自然之理,摆脱人际关系的束缚和世俗观念的影响,不受名利声色的诱惑,保持身心的纯净与人格的独立。
嵇康虽反对传统教育模式,但其理想人格仍与先秦儒家有相通之处。他仍强调对名利欲望的克制和精神上的自我超脱,鼓动人们“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游心乎道义,偃息乎卑室。”(《答难养生论》)教人对恶劣环境和腐朽政治采取不合作态度,洁身自重,高瞻远举,从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母亲那里获取生活的力量,以保全生命,完善人格。这实际上就是孔孟“天下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发扬光大。

四、颜之推教育思想
颜之推(公元531一约590以后)是南北朝时的教育思想家,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此书在家教史上影响甚大,后世曾有“家教规范”之称。
颜之推将家庭教育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教育应及早进行,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己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勉学》)
他还主张爱与教结合。“父母威严而有增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反对“无教而有爱”,“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如恶习已成而再加管教,则“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成败德。”(《教子》)
他也注意到环境的影响,师友榜样的作用。“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慕贤》)
在士大夫教育方面,颜之推认为当时所培养的人缺乏任事能力,“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因而主张“实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专精一职能应世经务的有用之才,以实现“行道以利世,事君以利社稷”(《勉学》)的教育目的。
对学习的态度和方法,颜之推也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
一是虚心。“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二是惜时。年幼时“固须早教”,“然人有坎凛,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因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三是勤勉。只有勤勉,才能博学精熟;只有勤勉,才能“皆欲根寻,得其原本”。
四是眼学。主张眼见为实,反对贵耳贱目、以讹传讹的学风。“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勉学》)

五、韩愈的教育思想
韩愈(公元768一824)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韩昌黎集》。
韩愈的教育目的是“学所以为道”,即儒家传统的先王之道,仁义之道。其教育内容以六经为主,“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上宰相书》)。韩愈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以下这几方面:
一是师道观。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师说》)。这三项任务,以传道为首,授业为次,解惑则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业两方面的疑惑。道统帅业,业体现道。授业为传道服务,传道通过授业完成。而为师的标准则首先是道,其次是业,“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二是人才观。“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四》)只要善于鉴别而又培养得当,人才自会涌现出来。这是对孔子“举贤才”、墨子“尚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是治学方法论。韩愈认为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所以要“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同上)他强调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同时又要求“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掌握系统的知识,以避免“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同上)。他还主张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反对“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鼓励“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因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答刘正夫书》)

第三章  宋代教育思想
一.张载教育思想
张载(1020—1077),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因居陕西郿县横渠镇,故世称横渠先生,其学派被称为关学。著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等。
张载认为人有天地之性(即先天具有的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其天地本然之性。“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理窟•气质》)“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
张载的教育目的在于立人之性,求为圣人。“学者须当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辩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语录》)
张载的教育内容首重“礼”,认为礼是圣人之成法,知礼方能成性,故学礼“在我乃是捷径”(《理窟•礼乐》)。除六经外,亦重“四书”。“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窟•义理》)
张载重视道德教育。其法是集义养气(源于孟子存心养性之说)。“集义犹言集善也。”“义须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气。”(《理窟•学大原》)
还有虚静恭敬(类似于荀子“虚壹而静”、庄子“唯道集虚”),认为“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理窟•义理》),“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皎然易见,当为不当为之事自知。”故“始学者要静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 (《理窟•学大原》)
张载教学论思想亦有其特色。他主张:
一要尽人之材。“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语录》)
二要教有次序。教“虽不可缓,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须求之有渐”(《理窟•学大原》)。
三要因势利导。教应“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否则,“虽强告之无益”。
张载还提出了一些学习原则与方法:
一是立志。这是“始学之良术”,唯立志才能“刚决果敢以进”(《理窟•学大原》)。
二是博学。“唯博学然后有可得,……学愈博则义愈精微。”(《理窟•气质》)“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语录》)
三是多疑。“学须有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理窟•义理》)。
四是精思。“须是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理窟•气质》)。若“不思,则还塞之矣”(《理窟•学大原》)。

二.二程教育思想
程颢(1032—1085),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一1107),世称伊川先生,家居洛阳,是宋代理学四大学派中洛学的开山祖师。毕生研倡理学,以聚徒讲学为己任。著述颇丰,后人编有《遗书》《文集》《经说》等,收入《二程全书》。
二程的人性论类似于张载,也分人性为两重,认为天理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则有才与不才,善与不善之别。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以“灭人欲,存天理”(《遗书》24)。但二程反对生而知之,“人初生,只有吃乳一事不是学,其他皆是学。”(《遗书》19)
二程的教育目的是学为圣人,“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遗书》25)“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文集》八)
二程的教育内容首重四书。“《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遗书》18)《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是学者进德修业的必由之路。《中庸》则是“天理也。不极天理之高明,不足以道乎中庸”。
二程重视早期教育。“养蒙于正,学之至善也。”(《伊川易传》卷一)“吉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月消铄,更有甚天理?”(《语录》卷二)
二程在道德修养和知识学习上提出了一些方法步骤:
一是格物致知。“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遗书》17)格物即要“穷理”。“人要明理,若止于一事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同上)
二是主敬集义。“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用敬者。”“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遗书》18)
三是好学日新。“学者求有益,须是日新。”(《遗书》19)若“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弃”(《伊川学案》)。
四是深思自得。“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遗书》25)

三.朱熹教育思想
朱熹(1130一1200),字元晦,生于福建尤溪,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他是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讲学。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朱熹继承张载二程的观点,分人性为天命之性(道心)与气质之性(人心)。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明其明德,变化气质,使人心服从道心,以道心支配人心,以“复尽天性,革尽人欲”。“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语类》卷13)
朱熹的教育目的是造就醇儒。其培养规格集中体现在他手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并为笃行规定了修身、处事及接物之要。即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
朱熹分教育为小学、大学两阶段。认为十五岁以前的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序》)。大学阶段的任务则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同上)。关于道德修养,朱熹认为:
一要立志。“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性理精义》)
二要主敬。“敬只是收敛来” “敬只是一个畏字” “敬是始终一事”(《语类》卷12)。
三要存养。“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恁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晦翁学案》)
四要省察。“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发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念虑之萌,固不可不谨;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性理精义》)
朱熹关于知识教育的原则方法:
一是自动自得。强调学生的主动性。“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语类》卷119)
二是勇猛奋发。 “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如此方做得工夫。”(《语类》卷8)
三是知行相须。“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问,冥行而已。”(《续近思录》卷2) 主张知识靠实践来加深:“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其域,则知益明。”(《语类》卷9)

四.陆九渊教育思想
陆九渊(1139—1193),江西抚州人,世称象山先生,是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教育思想家。
陆九渊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明理”。“塞宇宙一理耳,学者所以学,欲明此理耳。”(《陆九渊集》卷12)而“心即理”,故明理即明心,明心也就是“收拾人心,自作主宰”(卷35)。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完人、超人,即驾驭万物之上,体现天地之心的主宰者。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以天下事“皆吾分内事”,能领略并再现“天地造化之功”。从而与程朱理学相抗衡,被认为“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气”(《宋元学案》卷57)。
陆九渊极重道德教育,几乎视之为唯一的教育内容。其基本点是“切己自反,改过迁善”(卷35)。其具体原则和方法有三:
一是存养以发明本心。他发挥孟子良知良能说,称“万物皆备于我”(卷35),“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卷34)。
二是剥落以解除心蔽。认为“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一番,即一番清明”(卷35)。
三是减担以涵养德性。“且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须得传注?学者疲精神于此,是以担子越重。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卷35)
陆九渊的教学思想亦有其特色。他主张“道不外索”(卷5),教学就是回复本心。为此提出四条原则:
一是自立。“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为学须要有所立。”(卷35)
二是心教。辅之以能讲透道理的明师。朱熹曾赞扬他“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朱文公文集》卷81)
三是致疑。不迷信,不盲从。“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陆九渊集》卷35)“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卷36)“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卷35)
四是躬行。主张“明实理,做实事”(卷34),“一意实学,不事空言”(卷12)。

五.南宋事功学派的教育主张
其代表人物有陈亮(1143-1194),浙江永康人;叶适(1150-1223),浙江永嘉人。他们主张实事实功,反对空谈心性。“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步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尽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独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叶适《习学记言》卷14)
其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资、博学多能的人。陈亮在致朱熹的复信中曾引孔子的话,主张培养具有“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并“文之以礼乐”的“成人”,驳斥理学家不重智勇艺能的陋习。
其教育内容兼及经史百家,主张道艺兼顾,内外相成。视儒经为历史文献,而非理学家所认定的先验的天理。叶适《进卷•总义》曾称:“盖经者所以载治,而非所以为治也。”

第四章 明清教育思想
一、王守仁教育思想
王守仁(1472—1528》,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出仕后每到一处都要讲学授徒,对明代书院、社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著有《王文成公文集》。
王守仁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致良知”,以“求理于吾心”(《传习录》中)。良知人人皆有,“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其法是格物,以正事正心,去掉物欲的“昏蔽”,复归良知,达到遵守纲常伦理的目的。
王守仁重视道德教育,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思想。他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答友人问》)“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工夫,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反对拘束禁锢,主张训导性情。他认为,“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其法是诱之诗歌,导之习礼,讽之读书,以使儿童“乐可不倦,无暇及于邪僻”。(《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二、明清之际启蒙教育思潮
明清之际是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已居不得不变之势”(顾炎武语)的时代。随着社会的急剧震荡,出现了一批先进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疏腐败的理学教育。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世称亭林先生。他“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他对宋明理学教育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指出当时学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以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
黄宗羲(1610一1695),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倡导穷经读史,“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他还提出了“公是非于学校”的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 (《明夷待访录•学校》)从而对封建专制教育进行了勇敢的抗争。
他重视学校教育,主张以学校为清议基地。“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学校,而後设学校之意始备。” “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黄宗羲赞赏“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 他主张太学祭酒应由知名学者担任,由选举产生,与宰相地位相等,可以批评皇帝施政的缺失。他还主张变革学制,兴办各类学校以普及教育,开启民智。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依据其“日生日成”的人性论,认为“习成而性与成”,即善恶是后天形成的,所以教育起着极大的作用。他反对“存天理,灭人欲”,认为“有欲斯有理”(《周易外传》),“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赞成满足人们正当的“人欲”,以激发其“自爱之心”。他还反对理学家虚静主敬的主张,提倡主动的教育观。“不动则不生”,“与其专言静也,毋宁言动”。“天下之能静者,未有不自动得者也。”(《诗广传》卷一)

三、颜元教育思想
颜元(1635—1704,河北博野人,世称习斋先生),曾主讲肥乡漳南书院,以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教生,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习斋记馀》)。主张以“垦荒、均田、兴水利”富天下,以“人皆兵,官皆将”强天下,以“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安天下。
颜元反对专务书本,专事清谈,而以经史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为教育内容。认为教育的社会作用是“安天下”,对个体的作用是“成个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而能经世致用的人才。
颜元赞同孟子的性善论。反对程朱理学所说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指出人的恶行是后天“引蔽习染”的结果。
颜元提出:“程朱之道不息,周孔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他认为儒学真谛在于“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在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解者。”(《存学编》卷一)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府三事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六德六行六艺是关于德行技能的学问。
颜元还提出“习动贵行”的教育方法,认为动则强,不动则弱,一人动则一人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对提高国人士气,改变病夫形象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四、戴震教育思想
戴震(1723一1771)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极有价值的哲学和教育理论著作。戴震是清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他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把反理学的启蒙教育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戴震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生,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于圣人贤人,其故一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教育可以改变先天的才质,人“皆可学以牗其昧而进于明”(《疏证》卷上)。
戴震反对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疏证》卷中)。认为理“存乎欲”,“体民之情,顺民之欲”就是天理,就是王道。如果将理欲对立起来,以“意见”为理,就是违反人性,灭绝人情,以理杀人,为祸天下。“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同上,卷下)
戴震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心怀“真理”,能体民情、遂民欲的贤才。其培养规格是智、仁、勇兼备;“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仁也者,言乎其不私也;勇也者,言乎其自强也,非不蔽不私加以自强,不可语智仁勇”。(《疏证》卷下)
在教育内容方面,戴震主张以经学教育代替理学教育,并辅之以科学教育。他主张“平心体会经文”,“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而不是“回到汉儒”。他认为“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造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文集》卷十一《凤仪书院碑》)
戴震教学论的核心思想是“明理解蔽”。他为“理”重下定义:“理非他,盖必然也”(《绪言》)。“必然者,天地之常”,即客观世界之常规。“天下之教,一于常”,即以“常”为教育、教学的总原则。他指出“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有物必有则”,“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疏证》卷上)。
戴震重视知识教育。“智也者,言乎其不蔽也。”“去弊莫如学。”“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疏证》卷下)并指斥理学家们:“舍乎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与是仲明论学书》)
戴震的德育思想也别具一格,他认为道德起源于人伦日用:“饮食喻人伦日用,知味喻行之无失。使舍人伦日用以为道,是求知味于饮食之外矣。就人伦日用举凡出于身者,求其不易之则,斯仁至义尽,而合于天。人伦日用,其物也。曰仁、曰义、曰礼,其则也。”(《疏证》卷下) “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疏证》卷中)
戴震认为人欲是道德的基础。“理者,存乎欲者也”,“使其无欲,必不仁矣”(同上,卷上)。凡事有为皆有于欲,无欲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同上,卷中)。他认为人欲的过失不在于有,而在于“私”。“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同上,卷下)。“私也者,生于其心为溺,发于政为党,成于行为愿,见于事为悖为欺,其究为私己”(《原善》卷下)。从而将合理的“人欲”和私己的“过欲”区别开来。
戴震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必然”。他说:“必然与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自然,适完其自然。”(《疏证》卷上)
简言之,戴震教育思想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启蒙色彩,对统治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思想予以沉重打击,把教育理论重新置于唯物主义和人道精神的基础之上。

第五章 近代教育思潮
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逐步改造旧学(中学)、确立新学(西学)的过程。表现在教育思想上,首先是为了救亡图存而在知识层次上提出向西方学习(如龚自珍、魏源);接着是兴办洋务教育,在物质文化层次上引进西学(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然后是维新人士主张在政治体制层次和思想观念层次上引进西学,实行变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
一、龚自珍、魏源的教育思想
龚自珍(1792一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一1857),湖南邵阳人,著有《魏源集》、《海国图志》等。
他们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改革封建教育。认为当时的中国已是衰世,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日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龚集第88页) 当时的学者“毕生治经,无一言可验诸治者。”(魏集第23页)因而主张“与其赠来者以励改革,孰若自改革。”(龚集第6页)
在人才教育方面,龚自珍认为:首先应使之具有崇高的品德。“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而统治者却“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以至“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因而主张“以教之耻为先。”(龚集第31页)
其次是掌握经世致用之学。“古人文学,同驱并进,于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终极;综百民之所谭,而知其义例,遍入其门径,我从而管钥之,百物为我隶用。”(龚集第336页)魏源批评当时教育培养的人“上不足以致国用,外不足以靖疆圉,下不足以苏民困。”(魏源集第7页)主张以实用知识试士子,如“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海国图志》)
在教育内容方面,他们反对以儒学为主要内容。龚自珍认为“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己亥杂诗》)主张学习西洋奇器以利中国。
魏源则具体指出,师夷长技包括军事及民用两方面。军事上,“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海国图志》卷二)民用技术“凡有益民用者”皆应学习,并倡导兴办民营工业。

二、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1837一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任两广、两湖、两江总督,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其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劝学篇》及有关变科举、兴学校等方面的奏章中。
张之洞最重要的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劝学篇序》)因而主张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下•会通》)。
在为体的中学中,他首重“明纲”。“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因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因起”(《劝学篇上•正权》)。
其为用的“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方面。“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劝学篇下•设学》)
他认为中学是主,西学是从,只能在通中学的基础上学西学。“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劝学篇上•循序》)
在学制建设上,张之洞主张“仿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赞同小、中、大学三段式学制,并对外国学校“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等具体管理制度表示赞赏。
张之洞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全集》卷57)。“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范;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札学务处改修两湖师范学堂》)

三、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康有为视教育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有力手段,强调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他认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西方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说”(《上清帝第二书》)。“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日本政变记》卷五)。所以,“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传》)
康有为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变科举,兴学校。
他把变科举比作治病时“吐下而去其宿疴”,把兴学校比作“急补养以培其中气”。1898年他上书光绪皇帝,谓“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要求“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要求在小学阶段普及义务教育,“不入学者,罚其父母”。 (《请开学校折》)
康有为主张女子教育。他说“夫以男女皆为人类,同属天生,而压制女子使不得仕宦,不得科举,不得为议员,不得为公民,不得为学者,乃至不得自立,不得自由。”“不平至此,耗矣哀哉!”因而主张“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大同书》)
康有为还主张派游学,译西书。他认为日、俄强盛的原因就在于“遣宗室大臣,游历各国,又遣英俊子弟诣彼读书”(《上清帝第二书》),并“归来执政”(《日本政变记》)。要求光绪皇帝亟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请广译日本书派留学折》)

四、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一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1年至1894年从康有为受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他是近代与康有为齐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饮冰室文集》、《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等。
梁启超极为重视教育的作用,主张开民智,育人才。他说:“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
梁启超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新民”。他认为教育必须固本,必须 “陶冶国人之精神,冶炼国人之灵魂”。中国“所以不能维新之大原”,就在于“国民之文明程度低下”。进而对泰西新伦理大加赞赏,并尤爱其“独立之德”与“自由之德”,以“扫拨以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并称“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梁启超重视师范教育。他说:“师范也者,学子之根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能有获也。”(《变法通议•论师范》)视师范学校为“群学之基”。
梁启超重视儿童教育。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变法通议•论幼学》)。指责旧教育“但凭棒喝”,对儿童“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呼吁“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同上)
他也重视女子教育,认为此事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变法通议•论女学》)

五、严复的教育思想
严复(1854一1921),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翻译了《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原富》、《法意》等西方哲学、政治学名著,使中国知识界思想为之一变。他在教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原强》、《救亡决论》等。
严复深刻地批判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认为“中学”务虚,“西学”务实。“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论世变之亟》)要想救亡图存,“非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原强》)。
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人才教育思想,他认为古希腊罗马之强盛,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健壮的国民。中国先秦时的“射御之教”,目的也是“练民筋骸,鼓民血气”(《原强》)。要想强国,非得改变当时男子吸食鸦片、女子缠足的陋习不可。 “开民智”就是主张以西方的科技教育来取代“记诵词章”、搜求旧训的“中土之学”。 “新民德”就是主张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来取代中国的封建专制思想。
他认为西方提倡平等,所以能使人人“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不为威惕,不为利诱”,因而能“以公治众”。西人崇尚自由,因而能“贵信果”(《原强》),而中国自“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人民被视为奴虏,这怎能使他们“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呢?
所以,他建议“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以使“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并强调“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里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原强》)
总之,严复使国人以新的价值观去评判事物,从而在思想观念上为国人打开了眼界。

附:蔡元培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一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担任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著有《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
蔡元培以“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为国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为此,他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重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贯彻此方针,蔡元培提出了许多很有创见的教育思想:
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认为大学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主张“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二是提倡崇尚自然、发展个性的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三是主张教育独立。蔡元培于1922年3月发表《教育独立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他认为教育与政党对受教育者要求不同。“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四是提倡劳动教育。他主张边工边学,工学并进,使受教者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标签:教育思想
分类:教育理论| 发布:曹殿波| 查看: | 发表时间:20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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